徐迟为何大怒
徐迟大怒
© 徐敏｜文
古人造字是有讲究的，譬如朋友的“朋”，是两个“月”字，比肩而立，一般高矮，是平等关系。如果一高一矮，就变成日月“明”了，一方成了炙手可热的太阳，就走不到一起了。
1930年代末，抗战初起，大批文人南下香港。其中有三个青年诗人，冯亦代、徐迟、袁水拍，正值青春年少，志趣相投，常聚在一起，相与唱和，被友人称为“三剑客”。晚年，徐迟定居武汉，与贵为京官、长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袁水拍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。有一次，喜欢看戏的徐迟向袁水拍要戏票，袁水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找张戏票应该是很容易的事。袁水拍很爽快地就给了徐迟一张票，座位是后场倒数第三排。徐迟耳背近乎耳聋，座位过于靠后显然很不适宜。但一票难求，徐迟也就体谅老友，没有计较。
等到开幕前几分钟，剧场里进来一群前呼后拥的看客，直奔前四排。徐迟细看，原来是袁副部长全家老少，还有司机和女佣。徐迟大怒，深感人格遭到轻视，友谊受到践踏，从此与袁水拍割袍断交。冯亦代回忆此事说：“这张无情的戏票使徐迟伤透了心。徐迟对待朋友一向是豁达大度的，但这次却无法保持他的宽容了。”几十年的交情就此一笔勾销。
按照常理，袁水拍无论怎样也是不该这样欠考虑的。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何况，徐迟大小还是湖北省文联的副主席，也算是有些身份的人物。你拿一张后排座位的戏票给他，却让自己的司机女佣坐在前四排，这岂不是糟蹋人吗？
细细想来，只能说官场这东西，犹如大染缸，能把一个原本还好的人，变得面目全非。
最早的袁水拍可不是这样的。他1916年生于江苏吴县，父亲袁祖同出身农家，做过镇公所文书、家庭教师和乡村小学教师。袁祖同希望儿子同自己一样有文化，于是让儿子从小学一路念到高中。
高中毕业，本可深造，但因为家庭人口增加，为减轻家庭负担，按父亲规划，袁水拍去上海参加中国银行考试，成了一名练习生。
当年，能进入银行业被视为捧住了金饭碗。1935年冬，父母为19岁的袁水拍订了一门亲事，女方是苏州木渎镇上的绣花女朱云珍，读过初中，能绣一手好花。袁水拍坚持要见一面看看相貌，才做决定。等到实际见面，朱云珍面貌姣好，袁水拍很满意。两年后，二人结为伉俪。
不久抗战爆发，袁水拍在香港、重庆等地做抗日救亡工作，先后担任过重庆美术出版社编辑、《大公报》编辑、中华全国文抗会候补理事兼会刊主编，发表了300多首社会讽刺诗，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揭露社会弊端，反映民生疾苦。
这些诗歌的发表，均以“马凡陀”做笔名，借用的是苏州话“麻烦多”的谐音。至于另一类抒情诗，则换用“水拍”做笔名。1942年，经剧作家夏衍介绍，袁水拍加入了地下党组织。
1949年袁水拍调北京《人民日报》工作，担任文艺组第二组长，兼任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杂志编委。
袁水拍赴京任职是邓拓邀请的，但得到了胡乔木的批准。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胡乔木1949年10月27日的短信：
华北局供给部：《人民日报》自8月以后所吸收的作家骆宾基、袁水柏、袁静等同志的母亲、小孩共五人，请予暂按中灶待遇，至10月底止。
袁水拍到北京后不久，文艺组第一组长王亚平调北京市文联工作，袁接任第一组长。人民日报文艺组改称文艺部后，袁水拍和华君武都是主任，分管有所不同。
1950年春，身为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，袁水拍参加了对影片《武训传》的批判，跟随江青到山东武训故里开展历史调查。调查结束后，袁水拍参与了一系列批判《武训传》文稿的起草和编辑工作。
1961年袁水拍调离人民日报社，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。此前此后几年中发生的反右、四清运动，袁水拍都平安无事。直到文革，中宣部成了阎王殿，受到炮轰，革命群众高呼“打倒阎王，解放小鬼”的口号，开始对阎王殿里的官员进行批判。袁水拍按照其地位，属于阎王殿中的“大判官”级别，也在打倒之列。
1969年中宣部实行军管，连锅端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山“五七”干校，种地劳动。大西北的黄土高坡、烈日、风沙，盐碱地、菜地、基建、副业等种种劳作，对于一直生活、工作在城市的袁水拍来说，很难适应。他在又滑又窄的田埂上走不稳，只好手足并用，形同爬行。有次连队派袁水拍去放驴，驴在前面跑，袁水拍跟不上，高喊“站住”，毛驴没有受过这种语言的训练，根本不听命令，袁水拍只能干着急，把嗓门都喊哑了。干校的生活对于袁水拍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。
1973年，下放干校的人被陆续召回，重新分配工作。原来的领导干部重新组合，有的官复原职，有的遭遇冷落；有的升迁，有的降级。袁水拍重新工作后，立即恢复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的工作。这个小组是1961年1月成立的，成员有乔冠华、钱锺书、叶君健等，袁水拍任组长。
因为钱锺书的英文水平最高，很多具体的翻译是由他来完成的，所以常常受到优待。1975年国庆日，钱锺书收到国宴的请帖，在别人眼里那可是圣恩雨露，绝大的荣耀。但钱锺书却请了病假。下午，袁水拍来说：江卿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轿车，接两位去游园。钱锺书谢绝说：我病了，国宴都没能去。”袁水拍转而说：“锺书同志不能去，杨绛同志可以去呀。”杨绛马上在旁边说：“今天家里阿姨放假，我还得做晚饭，还得照看病人呢。”夫妻二人一唱一和，怎么说都是不去。
有段时间，因为翻译上的问题，袁水拍三天两头往钱锺书家跑。叶君健是天天来，一来就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交谈。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，竟没处容膝。有时其他人也来，一间小小的书房就太拥挤了。袁水拍几次想要替钱锺书改善工作环境，可是杨绛和钱锺书夫妇都很顽固。袁水拍说，屋子太小了，得换个房子。钱锺书夫妇便异口同声，一个说“这里很舒服”，一个说“这里很方便”，总之就是坚决不搬。
不知袁水拍是怎么向上汇报的，然后就来传达江卿的话说：“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，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，照顾锺书同志。”杨绛听了很不高兴，不客气地说：“我不会照顾人，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”过了一天，袁水拍又来传江卿话说：“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。”此话一出，杨绛和钱锺书都没有心理准备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两人就呆着脸，一言不发。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去回话的。
杨绛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也是感到蛮歉意的。天晓得袁水拍夹在中间，他是怎么圆场的。
不过从后来的情形看，袁水拍应该极会处事，能讨人欢心。很快，袁水拍就在1975年转任文化部艺术研究所所长，不久又兼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并于1976年3月升任文化部副部长。升迁之快，出人意料。但也犹如昙花一现，就在这一年的10月，四人帮倒台，他因涉嫌站错路线，被停职审查。
袁水拍从高位跌落下来之后，文化界与他同辈的人对他多有所诟病，不屑往来；他自己也觉得难见故人，索性自我封闭起来，蛰居家中，深自悔恨。
1982年，袁水拍在悔恨交加中因病去世。
他生前“热闹”，备受关注；死后“沉寂”，备受冷落。人的一生，大起大落，不是好事。